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中国足球体制改革正处在风口浪尖。革命的年代，也就是思想震荡，人心思变的年代。文人出生的足球资深评论记者李承鹏，用犀利的笔法描述了革命的本质所在。特转文一篇：

李承鹏：革命才能活命-兼与楼世芳董路程建国商榷

2004年10月22日《足球》报

当龙来的时候，叶公害怕了；当革命来的时候，呼吁革命的人们却发抖了。

　　我说的不是徐明、张海们，我说的是当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并迅猛无掣地向保守的堡垒发起无情进攻时，一群平时悲戚于中国足球的穷途末路并狂呼“活不下去”的善良人们，这时候却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以怀疑的目光、以冷嘲热讽的口气，以道德家的姿态抵住历史车轮，说：“要不得呀！不可以呀！要闹出乱子呀！”直至声嘶力竭地向主子大呼：“救命呀！”

　　今天，一场挽救中国足球的革命行动却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危险之处不在于我们要革命的对象——中国足协以及它陈腐的体制，而在于鲁迅先生在历史上曾指认过的那群“帮闲”，他们用貌似客观的调子，以冷枪和暗箭(舒桂林先生语)，以革命的“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等等诡异角度来有力地、理论化地帮衬中国足协以及它陈腐的体制——革命的过程总是这样荒诞滑稽，究其实质他们是害怕革命会革掉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革命怀疑论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他们甚至可以成为革命的主攻方向。

　　(一)血统论——

　　(如果参加革命还需验明其血统是否纯正，那么几千年来的革命史将不复存在，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究其血统和出身，都不配当革命者，这实在居心叵测！)

　　上海滩的楼世芳先生说：“革命——请不要亵渎这个神圣的字眼。革命，令我想到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夏瑜、一个是阿Q，前者掉了脑袋，死后热血还被人用馒头蘸着，以‘治病’的名义吃掉，而那个阿Q，确实从未庄到过城里革过命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是阿Q回到未庄多了一些吹牛皮的资本而已”……楼世芳在《一统斋》里是读过点书的，所以他还举出圣经故事来：“法利赛人把一个通奸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女子用乱石砸死并嘲弄耶稣，‘这是摩西的法律，你还有什么话说？’耶稣沉默良久说，‘你们中间，只有没有罪过的人，才有资格扔石头’，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楼先生据此感喟：苍天在上，中国足球圈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革什么命呀？什么事不做最好。

　　楼世芳先生是读过点书的，这从他平时讲话喜欢引经据典可见一斑，但书还没有读够，所以道理就没有通。鲁迅恰恰在《药》里讴歌着为革命丢掉脑袋的夏瑜，但愤怒地鞭挞了那些围观在刑场边上“脑袋像鸭颈一样向上提着”的麻木人们，并且宿命式地安排了华小栓即使吃了蘸了夏瑜人血的馒头，也活不了命。

　　中国革命缺乏的就是胆敢第一个跳出来造反胆敢丢掉脑袋的人，但不缺在刑场边上伸长鸭颈了围看的麻木观众，更不缺如楼先生这样在革命者脑袋落地时还发出“哄”的一声的卫道士。

　　——所以，如果你真要以“夏瑜”来比喻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这真过奖了，抬高了他们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我倒希望他们的革命再赤裸裸再猛烈些；如果你真要以“阿Q”来讽刺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他们不像阿Q而像小D，当小D也胆敢用筷子盘起辫子的时候，阿Q气愤异常：“妈妈的，就你也配用筷子盘起辫子，就你也配起来革命”……阿Q是有些失落，某一个夜晚当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人起来合伙搬走秀才娘子的大花床却没有叫上阿Q，他也骂：“妈妈的，儿子不叫上老子”。我们知道，这次上海申花是没有赶上革命的班车。

　　楼世芳先生戟指苍天；“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我必须向舒桂林表示足够的敬意，因为他旋即反问：“革命还需要资格吗？”是的，认为小D们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阿Q，认为阿Q没有资格革命的是赵老太爷，认为赵老太爷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长毛党人——倘若革命也要问资格、也要问出身，那就永远不可能有革命，这真是中国革命的悲哀。实德、健力宝确实是关联关系的源首，国安确实也不敢说屁股上没屎，甚至中远、颐中、金德……但我要问楼先生的是——“即使马克思也从没有要求过革命者一定要是圣人，你有什么权力要求徐明、张海们的革命性纯金足赤？”这种苛求革命出身、抬高革命行列门槛的做法，是道貌岸然地变相反对革命和分化革命。

　　那好！既然如君所言，“因为谁的屁股上都有屎、谁都没资格去扔第一块石头”，那么中国足球就这么混帐王八蛋下去吧，就这样沆瀣一气继续通奸乱伦吧。让我们蹶着肮脏的屁股，把屎风干！

　　居心叵测啊，按照这个逻辑，武松就不是革命者，因为他街头斗杀西门庆就是犯了“扰乱社会治安罪”，宋江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手刃阎婆惜就是犯了“虐待妇女罪”，陈胜吴广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首先触犯大秦律例“遑期未行”罪当立斩，甚至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一个是资产阶级子弟、一个是富农成分出身、一个是江浙富商家庭……

　　“革命者往往是从旧的堡垒中出来，因更清醒地认识到旧堡垒的罪恶，才有革命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如果书读得够多，请查一下这句著名的革命者成分论断出自哪位伟人之口！这群中国足球最初的革命者，注定不可能是记者、是球迷、是官员，而是如徐明、张海这样的打出旧堡垒的人，因为他们的反击最有力！最到位！最能打到旧体制的七寸！

　　谢谢楼世芳先生提起了“文革”，但我要说的是，在“文革”期间最流行的就是“革命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那个年代，很多血统不正、出身不好的人被剥夺革命的权利，那个年代，死了好多人——不知向我力荐《往事并不如烟》并对文革痛心疾首的楼世芳先生是否记得这本书里描写的文革“血统论”对中国人民的戕害！

　　(二)人格论——

　　(如果中国足球的问题只要提升“人格”就能解决，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担任足协主席吧！在错误的体制下，再高尚的人格也对大环境无济于事，在正确的体制下，体制会逼迫不那么高尚的人们来适应新形势，打出“人格论”，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清官论”，天哪，包公包大人、海瑞海大人！)

　　“在一个‘非革命的年代’里，革命通常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字眼……‘革命’俨然一跃成为中国职业足球领域最新流行语……遗憾的是，在革命降临之前，夜幕首先降临了——大宝饭店门外，各家俱乐部老总们彼此说着‘大宝啊，明年见’……”这是由于最近专攻评论的董路先生对于新闻事实把握不准造成的，这怪不得他，因为他以为俱乐部开了个务虚会议就妥协了，没有深入第一线的他不知道的实际情况是，老总会只是斗争中的一个幌子，更激烈的角逐是夜就在“投资人”与阎世铎之间针锋相对地展开。

　　但因为徐明、罗宁们与阎世铎有一个酒局就认为双方耳鬓厮磨握手言欢就未免武断，革命难道不需要请客吃饭吗？曹操与刘备不是也在亭子上煮酒论英雄吗？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是也并驾齐驱笑谈“双雄会”吗？毛泽东与蒋介石不是也在1945年于重庆某个山顶茶居上推杯换盏吗？用这样世俗的标准来怀疑10月18日晚、19日晚徐明们与阎世铎们的碰头性质是一种苛求，至少，这一场中国足球革命是一桩正反利益碰撞的大事件，而不是飞短流长的胡同邻里纠纷——急了，拎板儿砖往阎世铎头上砸去，真正的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动声色之下却惊心动魄，不是每次都有看官们需要的血腥感官刺激。

　　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评论有种危险的道德化倾向，用封建的道德标准来误读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楼世芳先生手执“血统论”外，还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论”，和敌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敌人握手拥抱就意味着妥协投诚？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个难得的正直评论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贯》里那个“过于直”的县官境界，就会出现狭隘、简单的倾向。

　　董路认为，中国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体制”的革命，中国足球的祸根是出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任何一种先进的体制下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结果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并且善良地认为，“即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现有体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乱不堪了……”

　　是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人格素质低下造成目前中国足球的困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社会结果的造成根源肯定是体制而非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如果本末倒置的话，那极易倒退向封建的几千年来的“清官论”——希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清官大人就能够改写历史环境，希望包大人的铡刀能一刀下去就为秦湘莲伸冤让封建时代的妇女们从此得到解放，希望刘罗锅能带皇帝微服私访从而一举根除长江堤防的丑行，希望冯玉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正直宣言就能让蒋王朝的劣习尽收……拜托，“清官”从来没有救得了中国的任何事情，包括中国足球。

　　从我10余年的一线采访中，我能够(包括全部长期采访中国足协的记者们也能够)肯定郎效农是一个清廉正直的足协官员，即使延伸到整个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序列中，郎效农也是一个在品德操守上无可挑剔的人，几乎每天早上、每天夜里你都可以见到一个老僧入定般的郎效农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足球工作，他从没有收过红包，他甚至从没有去过桑拿房……还有王俊生，还有阎世铎，还有李晓光，还有王彬、董华、冯剑明、张吉龙……等等，他们算不上高尚，但从某种意义而言，由于中国足协10余年来面临的批评和压力，已使他们夹着尾巴成为中国机关干部里还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但于事无补，“中超之父”郎效农救不了中超，足协前后两任主席王俊生、阎世铎也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好人、圣人能救得了中国足球的话，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足协主席吧。

　　人品？！我相信朝鲜足协的官员们一定是人品无瑕的，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肯定忘我无私勤奋工作，但在那样的体制下，朝鲜国的足球水平又怎样呢？而在它隔了一条三八线的南部，韩国足球却在职业体制下生龙活虎。

　　(三)私欲论——

　　(可疑，投资人还是投资权力的人？程建国先生认为这些足球投资人的欲望在于“城市名片”，是投资权力以及相关而来的政策倾斜、广告效应。我想问的是，贝鲁斯科尼、阿布、默多克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只要对足球运动有推动力，你管它动机如何，没有私欲就没有革命，中国足球的一大原罪就是缺乏进取欲望。你纯，你救得了中国足球吗？)

　　如果纯真救得了中国足球，那么法国足球的鼻祖应该是圣女贞德；如果强求一个资本家投资足球完全是为了足球本身，那么这个世界上将没有像皇马、AC这样的强势俱乐部。

　　我并不怀疑程建国先生所说中国足球“投资人”其实是“投资权力人”，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从王健林到杨肇基到尹明善到徐明到张海甚至遥远地区的李志民，其实都是从投资足球中得到或者已经得到某种足球之外的回报——这没有问题，只要他们确确实实在推动了地区足球的生存和发展就行了，即使他们在利益得不到满足之后要抽身而去，也必须承认在资本投入某个地域对这个地域足球起到的必然逻辑关系。

　　贝鲁斯科尼是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默多克是喜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足球技艺还是追逐足球能给他的传媒帝国带来的效益？还有阿布，还有佩雷斯，甚至还有阿维兰热、布拉特以及萨马兰奇、罗格。现代体育、职业足球发展到当今这样的商业高度时，有什么理由向资本家、政治家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像旷古时代的圣人一样澄明无邪呢？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对革命的反对。

　　一个必然要在这场革命中澄清的问题是：革命需不需要完全纯粹的动机？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了私欲就不能革命？

　　毛泽东在《论统一战线》里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徐明不那么纯粹，张海不那么纯粹，国安有自己的私欲，但一个革命战线的形成难道一定要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吗？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始于私欲，没有私人的欲望哪来革命的初生，当这些私人欲望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时，当这些由私欲而成的共同利益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历史的发展时，它就是革命，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这是历史的、也是革命的规律。

　　水泊梁山108条好汉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杨志一怒杀了泼皮、石秀抓烂别人的豆腐、时迁见色心动、鲁智深想的就是吃肉……李自成这么彻底的革命也充斥着私欲！刘宗敏与郝摇旗争抢陈圆圆，牛金星与李信文人相轻，李过与宋献策反目成仇，就连李自成最初的革命动机，也不过是一个陕北娃子肚子饿了要打家劫舍而已。

　　革命以及革命者的动机永远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你不能要求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就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不能要求朱德在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时脑海里就浮现出1949年10月1日的盛大景象，甚至不能要求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时就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到革命动机都纯正了才能革命，只能被人革了命。

　　因此，我的意思反而是：我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正是徐明、张海们还不够赤裸裸，还不够公开地说出利益的症结——才导致所谓“中超”从一开始就成为先天机制错误、被迫后天“造反”弥补的一桩烂摊子。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英超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正是由于曼联、阿森纳一干豪门要赤裸地争取利益，正是阿布拉莫维奇、默多克拎着钞票要攫取足球之外的一些至关利益。

　　“动机不纯”？好一个以革命的口吻反革命的标语。私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私欲都是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四)最后的共识——

　　(我们争吵得太久太多，但我们总应该拥有最后一个共识，都活不下去了，不改行吗？)

　　“人类向善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可能；人类向恶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必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民主不是炫耀的招贴画，它必须是制约人性恶的基本制度，而且我们能争取达到它。虽然楼世芳先生严厉地嘲讽了中国足球这场民主变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但要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们想拿革命招摇，而是中国足球如果不来一场变革真的将死亡了。”

　　因此我有一个本文重中之重的问题——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把这场风波当成“革命”，不管是否有卫道士声色俱厉地斥责这是“反革命”，我问：“在中国足球这具躯体前，我们之间有没有共识？”

　　有没有共识？有！这就是对现状不满，认为中国足球不改不行了，中国足球必须换个活法才行了！如果拥有这个共识，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干”而不是“干还是不干”？否则会很无聊甚至无耻。

　　嘲讽和批评这场革命的人出于“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来弹劾徐明、张海们，事实上就是认为这群人既不配革命也拿不出完美的革命办法，因此就不会有成功的明天。对于这些怀疑论调者，我的回答是：

　　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真理式的、圣经式的文件等待着中国足球的改革，在我们都承认无法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路线拯救中国足球时，只能选择“最不差”的方法和路线，也就是选择我们目所能及力所能及的最接近成功的法案。现在，参照成功的欧洲足球先进国家的模本构思的“职业联盟”是“最不差”的。

　　二、如果你认为你有更加“最不差”的法案，请你拿出来。但有言在先，像楼世芳先生那种“什么事都不干”或董路先生那种“净化人格救足球”甚至程建国先生那种文人式的虚无哀叹请不要当成法案端上来。

　　三、既然上述三先生(以及背后代表的人群)平时都是进步者的形象，当革命到来时，就不要叶公好龙了，现在要求革命以及革命者完美无瑕并不现实，我们能够把握的也只能把握的就是当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你必须承认：这场革命，其实也是你想要的。

　　在中国足球最危急的关头，在嘈嘈切切错杂弹中，只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中国足球必须改变！革命，才能活命。

　　李承鹏

　　2004年10月22日凌晨于北京大宝饭店